城乡融合发展怎样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能否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关乎现代化成败和乡村长远发展。西方比我们先进入工业化，也比我们先面对这个问题，其经验得失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和思考。其实，在西方历史的叙事逻辑中，城市和乡村始终是一对充满张力的矛盾体，城乡关系是一部关于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理性与蒙昧的对立史，城市被视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灯塔，而乡村则长期被赋予了落后与守旧的象征意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其词语本身。比如，在拉丁语中，“城市”一词源于urbs，特指拥有特定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聚居地，其派生词urbanus暗示着城市与文明、教养的内在联系。相反，“乡村”则源于pagus，意为“乡村地区”，其形容词paganus最初指“乡村的”或“乡下人”，而其在基督教兴起后甚至还有了“异教徒”的贬义。工业革命颠覆了西方传统的城乡格局，却并未消弭这种对立，反而将其推向了新的高潮。蒸汽机和工厂的轰鸣将城市变成了现代性的熔炉，资本、技术和新的社会关系迅速聚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乡村则被无情地卷入到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被城市通过非对称要素流动进行资源掠夺，逐步沦为城市的附庸，文化肌理与社会生态持续消解。许多西方思想家对这种城乡对立进行了探究和反思，比如卢梭对城市腐败的批判与对乡村“自然状态”的向往，尼采对城市虚无主义和生命力衰退的批判，齐美尔对城市生活“精神紧张”的洞察，等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关注城乡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19世纪德、法、英等国城乡发展状况为主要依据，分析城乡分离与对立的原因及造成的影响，并指出未来城乡关系的发展必将以融合为历史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道：“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概念，“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进行了长期探索。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工业化起步阶段，“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战略选择，客观上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之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按照“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思路变革生产关系，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国城乡关系深刻重塑，经历了从城乡改革调整到城乡协调互动的演变。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被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二元对立结构的终结与城乡共生时代的开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更是将这一理念锻造成制度基石，为建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根本依循。

  城市与乡村，如同托举人类文明的两片互补拼图，承载着差异化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功能，共同构成了人类聚居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形态，是融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打破城乡对立逻辑、城乡二元结构，让乡村成为“有产业、有颜值、有乡愁”的重要发展单元，方能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融合新图景。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现在距2035年只有10年时间，完成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目标可谓时间紧、任务重，需要我们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加以推进。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一是促进资源要素互通。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差距的主要症结在于生产要素流动的“肠梗阻”。城市集聚资金、技术，却深陷“资源过载、环境超载”之困；乡村怀抱土地、人力，却苦于“资金荒、技术荒、人才荒”之短。尽管我国城乡资源已经“双向奔赴”，但城市对乡村生产要素的“虹吸效应”较强，导致要素平等交换的“高速公路”仍未全线贯通。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必须破除制度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一个以“人、地、钱”为核心资源要素的互通新格局。比如，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加大金融对农业农村的支持力度，引导和规范社会资金投向乡村生产生活，让闲置土地和农房在产权改革中激活利用，让金融活水更好润泽乡野。

  二是畅通人员流动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人的自由流动是城乡融合最生动的注脚。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如候鸟般穿梭于城乡，他们为城市添砖加瓦，却常常因户籍等原因，在子女教育、医疗养老上无法获取同等待遇；乡村“熟人圈”、身份差异等造成的阻隔，使外来人才难以扎根，同时本土青年外流严重，导致乡村发展缺乏人气和生机。破解困局需要双向发力：在进城端，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打通落户、社保、住房等关键环节，使迁徙者落地生根；在返乡端，构建城市人才“下乡直通车”，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同步保障返乡就业创业人员享受相关权益，让归来者心有所安。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流动的“两栖人”、候鸟现象，在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对此，要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在农民没有彻底扎根城市之前，不能着急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要让他们在城乡间可进可退。

  三是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当公共服务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镇—近郊农村—偏远农村”的阶梯式供给，乡村便成为公共服务最后到达的角落。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加强城乡基础设施的互联，这是城乡融合坚实的骨架。应当把城镇和乡村作为有机整体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城镇和乡村规划、建设和治理，统筹布局道路、供水、供电、信息、广播电视、防洪和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明确乡村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定位和产权归属，构建事权清晰、权责一致、中央支持、省级统筹、市县负责的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机制。与此同时，要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教育、就业、文化、医疗、社保、养老、住房、抚幼等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覆盖、向农民倾斜。

  四是提升县域支点功能。县域是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单元，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我国有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覆盖90%的国土面积及7亿多人口，丰富多样的资源禀赋为县域差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近年来，“千亿大县”不断扩容，县域消费“多点开花”，县域旅游强势崛起，“县域”二字越来越火，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为什么人们的目光开始向县域聚焦？根本上讲，这是由当前我国产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趋势决定的。我国大中城市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一些传统产业逐步向县市转移。与此同时，农村人口跨省流动逐年减少，更多农民选择到县城安家定居，县城成为承载大城市功能外溢、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必须敏锐抓住这一重要窗口期，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促进县域城乡空间融合，优化完善县域城镇开发、村落分布、生态保护等空间布局，大力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构建以县城为枢纽、以小城镇为节点的县域经济体系，做大县域经济蛋糕。

  40多年前，中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制度变迁起点，按下了改革开放的启动键。40多年后的今天，则需通过乡村全面振兴的制度创新，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中建构共生型现代化新范式，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不仅是地理空间的缝合，更是文明基因的重组。当城市的创造活力与乡村的深厚底蕴相互滋养，当机械的轰鸣与稻浪的起伏奏响和声，这些都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