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易滋生动乱。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很难两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从现象上看，这一“悖论”确也反映了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两难。确实，并不是只要发展了，自然就会有秩序。相反，发展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即发展需要秩序，但也会打破秩序，而打破秩序，搞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反过来又制约发展。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中国改革开放40余载，其非凡之处在于实现了发展与稳定的动态平衡，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都极为罕见。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向纵深推进，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新的社会群体、新的利益诉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技术手段不断产生，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如何与时俱进、持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充满活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我国社会群体的深刻变化

  我们常说人以群分，社会也是如此。依据职业、收入、年龄甚至兴趣爱好等，可以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群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及演化就形成了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图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强力催化下，中国社会群体正经历深度裂变与重组，群体分化更细，关系网络更繁复。精准把握这一嬗变与当前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总体状况，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说，有以下6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劳动关系快速多样化，新就业群体蓬勃生长。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形成的职业结构和劳动关系，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长期保持“两阶级一阶层”，即基本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群体构成的总体格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一格局被逐步突破，形成了更多元、更多层的社会群体格局。其一，城乡边界日益弱化，农民身份逐渐模糊，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比例快速下降，大量农村人口通过迁移、就业、创业等方式进入城市，形成庞大的“新市民”群体，具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职业的进城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工人队伍构成趋于多元化，传统制造业工人不再是唯一主体，服务业从业者、依托平台经济的新型劳动者等多元主体加入工人队伍。其三，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同时也显著降低了经营门槛，促进了个体经营者和新就业群体数量激增。其四，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不断增加。这部分群体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中，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是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老龄群体占比节节攀高。人口结构是影响社会群体结构的基本变量，是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的“人口红利”。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育率总体持续走低，2022年起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通道。在低生育水平与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加速。截至2024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3.1亿，占总人口的22%，京沪等大城市的户籍老龄人口占比更是突破30%。这带来了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赡养负担加重、养老服务需求激增以及代际关系重构等一系列深层挑战。

  三是收入结构日益呈现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重要的“稳定器”。新时代以来，通过新增就业机会、加大扶贫力度、优化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等综合施策，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规模实现历史性跨越，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基础尚不厚实，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快速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产生焦虑与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他们具备较强的市场参与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舆论引导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是居住格局加速城镇化，城市居民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78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城镇常住人口约1.7亿；至2024年年末，城镇化率跃升至67%，城镇常住人口达9.4亿，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市民群体。城市数量从193个增至694个，其中城区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超大城市达10个，500万至1000万的特大城市12个。迅速发展的城镇化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乡土中国”进入“城市中国”，也带来了城市病加剧，以及农村人口和人才流失、部分乡村“空心化”等一系列治理难题。

  五是生活场景加速数字化，网民群体高度活跃。中国互联网经过短短30多年的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当今中国社会，广泛覆盖从青少年到老年、从城市到乡村的各类人群，深刻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截至2025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9.7%，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人均每周上网时长30.6小时。微信、短视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的媒体形态和生产生活形态不断涌现，在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伴生着网络失序、信息滥用、舆论极化等一系列治理难题。网络空间已成为与现实深度交织的社会场景，冲击传统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关系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阵地。

  六是社会交往高度整体化，叠加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更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前述5个方面从静态的、要素的角度剖析了社会群体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改革开放前，社会体系呈现“蜂窝状”的封闭结构，群体间流动性低、联结较弱。改革开放打破了地域与组织的界限，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如今，人与人的联结空前紧密，结构高度复杂，整体性、联动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人际关系却趋于浅表化、碎片化，人与人总是“萍水相逢”却又“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却难以“心心相印”。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很容易被算法推荐包围，久而久之就会陷入“信息茧房”，加剧观点同质化和认知隔阂。当碎片化的信息和同质化的观点在“回音室”里不断强化，加之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爆点多，很容易发生链式反应，形成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