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智技术提升治理效能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这种改变，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数字化”，互联网的普及几乎使人类社会进入“记录一切”的时代，从指尖划过的消费数据到社交网络的互动轨迹，从智能设备的定位信息到平台推送的浏览偏好，个体的行为轨迹与集体的运行图谱，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皆化作海量数据储存下来。另一个是“数字的社会化”，人们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塑造着新的社会秩序，一个迥异于物理空间的信息社会、网络社群乃至虚拟共同体由此产生。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数据本身具备创造“拟真社会”的能力，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的隐喻，不断模糊着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已成为社会本体的一部分，数字就是社会，社会就是数字。社会治理必须走向数据治理，这已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当下的选择决定未来的走向。数智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挑战来看，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算法歧视、网络暴力等问题日益突出；现实社会风险经由网络放大和传播后，呈现出波及面广、突发性强、影响力大等特点；等等。从机遇来看，面对日益复杂精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数智技术为突破社会治理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能够推动治理模式朝着更加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跃升。因此，如何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更好运用数智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答题。

  首先，以数智技术更好地感知社会。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智能终端设备，随时可以记录社会动态、表达个人感受。这些动态和感受的交响，既构成社会运行的实时镜像，也形成对宏观社会多维度的反思和反馈。无论是客观事实的呈现还是主观情绪的宣泄，均是社会治理需要回应的内容。如果不及时感知，信息淤积将会演变为治理的“盲区”，情绪积压可能转化为治理的“暗礁”，这本身就是潜在的风险源。而面对当下数据之大、之速，要实现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捕捉与社会态势的实时感知，离开数智技术绝无可能。比如，上海的“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正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城市生态、人流、服务等进行实时、全面、客观的态势感知，有效解决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看不清、管不全、不及时”的难题。

  其次，以数智技术更好地洞察社会。准确识别社会需求、洞悉社会潜在风险，是有效提升治理主体认识、分析和决策能力的必要前提。传统治理模式下，把握社会趋势主要依赖抽样调查与经验判断，大量具有价值的动态信息因未被数字化而湮没于时间洪流，导致事后难以整体地、系统地、及时地分析。数智技术的出现，使我们不仅拥有原生的、即时的可用大数据，而且有了大数据分析手段。特别是以海量数据与先进算法为驱动的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模型，不仅在需求端能够精准识别民生痛点、风险盲点和发展堵点，而且在决策端能够借助深度学习、自动推理等生成多维度、可执行的治理方案。比如，通过人工智能深入分析交通流量、人口密度、能源消耗等数据，能显著提升社会各领域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治理水平，在提升治理政策适配性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治理成本。

  再次，以数智技术更好地回应群众需求。数智技术的深度赋能可以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从“部门中心”向“群众中心”的价值重构，从“标准供给”向“个性定制”的服务升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的效能跃迁。这种变革不仅打破了传统治理的层级壁垒与信息孤岛，更在数字与民生的深度融合中，勾勒出“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应”的生动景象。一方面，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各种社交平台的出现，使群众能够实时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政府借助数智技术收集社情民意，评估相关地区公共议题的关注热度、讨论角度、情感态度等，能更好把握公众诉求，形成直接面对一线治理问题和公众需求的新型民意回应机制。很多地方推行的“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一网通办”等服务，建立起“24小时响应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就是由技术变革推动治理流程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体现。

  最后，以数智技术更好地促进群众参与。传统社会治理中，群众往往存在参与成本高、诉求反馈链条长、问题解决周期久等痛点。数智技术通过构建“云端参与”平台，使群众诉求表达能够摆脱时空限制，实现从“层层转办”到“一键直达”的跨越，成本更低、场景更丰富、行动也更方便。置身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中国如何将庞大的网民基数转化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动能，让“指尖上的民生”真正成为“治理中的民意”，关键在于搭建包容、便捷的参与平台，持续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近年来，多地打造的掌上“百姓议事厅”、网上“众人议事厅”、指尖“云上议事厅”等线上议事平台，让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参与议事，24小时“不打烊”，成为解决难事烦心事的好帮手。

  当然，在以数智技术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中，也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误区或落差。比如“反应者错觉”，即把有反应的部分视为全部，从而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结果造成少数人“绑架”多数人。再如“霍桑效应”，即数智治理本身所产生的数字和数据会影响社会态势、干扰社会秩序，甚至造成治理者不乐见的社会状况。这都需要我们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予以重视并加以克服。

  社会治理创新，一头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全局，一头牵着民生福祉的温度质感；既承载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使命，又蕴含着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期待。站在制度文明与数字文明交汇的历史坐标上，只有让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让专业力量与群众智慧同频共振，方能绘就社会和谐的壮美画卷，续写中国之治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