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智技术提升治理效能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这种改变，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的数字化”，互联网的普及几乎使人类社会进入“记录一切”的时代，从指尖划过的消费数据到社交网络的互动轨迹，从智能设备的定位信息到平台推送的浏览偏好，个体的行为轨迹与集体的运行图谱，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皆化作海量数据储存下来。另一个是“数字的社会化”，人们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塑造着新的社会秩序，一个迥异于物理空间的信息社会、网络社群乃至虚拟共同体由此产生。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数据本身具备创造“拟真社会”的能力，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的隐喻，不断模糊着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数据已成为社会本体的一部分，数字就是社会，社会就是数字。社会治理必须走向数据治理，这已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

  当下的选择决定未来的走向。数智技术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挑战来看，隐私泄露、数据安全、算法歧视、网络暴力等问题日益突出；现实社会风险经由网络放大和传播后，呈现出波及面广、突发性强、影响力大等特点；等等。从机遇来看，面对日益复杂精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数智技术为突破社会治理瓶颈提供了新的可能，能够推动治理模式朝着更加精准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跃升。因此，如何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更好运用数智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规律的必答题。

  首先，以数智技术更好地感知社会。现在几乎人人都有智能终端设备，随时可以记录社会动态、表达个人感受。这些动态和感受的交响，既构成社会运行的实时镜像，也形成对宏观社会多维度的反思和反馈。无论是客观事实的呈现还是主观情绪的宣泄，均是社会治理需要回应的内容。如果不及时感知，信息淤积将会演变为治理的“盲区”，情绪积压可能转化为治理的“暗礁”，这本身就是潜在的风险源。而面对当下数据之大、之速，要实现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捕捉与社会态势的实时感知，离开数智技术绝无可能。比如，上海的“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正是通过技术手段对城市生态、人流、服务等进行实时、全面、客观的态势感知，有效解决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看不清、管不全、不及时”的难题。

  其次，以数智技术更好地洞察社会。准确识别社会需求、洞悉社会潜在风险，是有效提升治理主体认识、分析和决策能力的必要前提。传统治理模式下，把握社会趋势主要依赖抽样调查与经验判断，大量具有价值的动态信息因未被数字化而湮没于时间洪流，导致事后难以整体地、系统地、及时地分析。数智技术的出现，使我们不仅拥有原生的、即时的可用大数据，而且有了大数据分析手段。特别是以海量数据与先进算法为驱动的人工智能智慧治理模型，不仅在需求端能够精准识别民生痛点、风险盲点和发展堵点，而且在决策端能够借助深度学习、自动推理等生成多维度、可执行的治理方案。比如，通过人工智能深入分析交通流量、人口密度、能源消耗等数据，能显著提升社会各领域智能化、科学化、精准化治理水平，在提升治理政策适配性的同时，也极大降低了治理成本。

  再次，以数智技术更好地回应群众需求。数智技术的深度赋能可以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从“部门中心”向“群众中心”的价值重构，从“标准供给”向“个性定制”的服务升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的效能跃迁。这种变革不仅打破了传统治理的层级壁垒与信息孤岛，更在数字与民生的深度融合中，勾勒出“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应”的生动景象。一方面，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各种社交平台的出现，使群众能够实时表达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政府借助数智技术收集社情民意，评估相关地区公共议题的关注热度、讨论角度、情感态度等，能更好把握公众诉求，形成直接面对一线治理问题和公众需求的新型民意回应机制。很多地方推行的“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办”“一网通办”等服务，建立起“24小时响应机制”，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就是由技术变革推动治理流程优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体现。

  最后，以数智技术更好地促进群众参与。传统社会治理中，群众往往存在参与成本高、诉求反馈链条长、问题解决周期久等痛点。数智技术通过构建“云端参与”平台，使群众诉求表达能够摆脱时空限制，实现从“层层转办”到“一键直达”的跨越，成本更低、场景更丰富、行动也更方便。置身全球最大的数字社会，中国如何将庞大的网民基数转化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动能，让“指尖上的民生”真正成为“治理中的民意”，关键在于搭建包容、便捷的参与平台，持续增强民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近年来，多地打造的掌上“百姓议事厅”、网上“众人议事厅”、指尖“云上议事厅”等线上议事平台，让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参与议事，24小时“不打烊”，成为解决难事烦心事的好帮手。

  当然，在以数智技术提升治理效能的过程中，也要防止可能出现的误区或落差。比如“反应者错觉”，即把有反应的部分视为全部，从而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结果造成少数人“绑架”多数人。再如“霍桑效应”，即数智治理本身所产生的数字和数据会影响社会态势、干扰社会秩序，甚至造成治理者不乐见的社会状况。这都需要我们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予以重视并加以克服。

  社会治理创新，一头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全局，一头牵着民生福祉的温度质感；既承载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政治使命，又蕴含着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民生期待。站在制度文明与数字文明交汇的历史坐标上，只有让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双轮驱动，让专业力量与群众智慧同频共振，方能绘就社会和谐的壮美画卷，续写中国之治的精彩篇章。

  凝聚和服务新就业群体

  现代化的推进使得人们不断摆脱血缘、地缘等原生纽带的束缚，在地理上可流动，在接触上有自由，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真正形成，并在循环往复、迭代递进中更加丰富和多元。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社会群体往往最先感知时代的脉动，也最容易游离于传统治理体系的边缘，成为社会共同体建设中亟待加固的环节。

  随着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且还在持续增长的新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之为“新”，就在于他们的劳动更多的是基于互联网平台，而不是具体的劳动组织。相对于组织化就业，平台化就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们的劳动不再像以前那么依赖先期确定、长期稳定的工作条件、工作场所和工作模式，而是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随时收发工作信息、双向选择工作任务、按照约定获取劳动报酬。这种劳动关系是在即时交往、即时交流、即时交易中形成的，导致工作关系更松散、工作地点更分散、工作行踪更飘忽。据统计，截至2025年1月，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各层次，其中包括网约配送员约1200万人、快递员约320万人、网约车司机700余万人、长途货运司机1400余万人。如此大规模且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群体，正深刻拓展着社会治理的边界与内涵。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强度、保障缺失、心理压力等问题频频引发社会热议，也折射出新就业形态背后的政策挑战和治理难题。新就业形态在提升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劳动关系难以认定、权益保障不足、算法控制异化等问题，不仅影响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而且会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比如，新就业群体工作弹性大，大多没有固定工作单位，主要依靠线上接单；劳动强度高，常年穿行在路上、工作在“云”端，“四季无休、三餐不定”；流动变化快，平均工作周期不超过2年，经常跨平台、跨行业、跨地域工作和生活，有的还身兼数职、交叉从业。因此，新就业群体期盼安全的职业环境、合理的利益分配、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有效的社会融入。

  新就业群体是新兴、新型的“社会面”，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尽快触达、尽快覆盖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必须着眼凝聚和服务新就业群体，通过政府、社会、企业的多方发力，不断提升管理的精度、服务的温度，让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情和善意。

  一是切实提高安全感，着力强化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与风险防控。当前，新就业群体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中面临较高交通事故风险、遇到纠纷时缺乏有效维权渠道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职业安全感。针对新就业群体在参保、流动和待遇领取等环节面临的困难，应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提升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感和预期稳定性，从而降低职业风险和生活风险。针对新就业群体高度关注的平台算法问题，应引导平台企业推动算法人性化，逐步取消以服务时长等为核心的考核标准，转向以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劳动管理模式。积极引导平台企业承担更多责任，通过缴纳更全面的社会保险、提供职业发展培训、设立困难救助基金等方式，不断提升岗位吸引力和从业稳定性。

  二是真正增强归属感，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领和服务保障。归属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强化归属感是增进内心认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路径。新就业群体中的很多人来自不同的城市或乡村，脱离原有的组织体系和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需要从思想、组织、服务等多方面入手，让他们真切感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比如，依托互联网平台、产业园区、楼宇社区等新就业群体聚集区域，探索设立“流动党支部”“共享党支部”“云上党支部”等新型组织形态，推动党组织由“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新就业群体中的流动党员能够找到组织、信赖组织。比如，发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司机之家”“工会驿站”“青年之家”“妇女之家”等阵地作用，提供必要的歇脚、饮水、阅读等设施，打造新就业群体休息、学习的温馨家园，以“小细节”彰显“大温情”。比如，针对新就业群体由于工作年限较短、收入相对较少而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现实困难，进一步拓宽住房保障范围，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让新就业群体能以较低成本在城市住下来、留下来。总之，就是要通过真心实意的引导和服务，让广大的新就业群体心有所归、情有所系、身有所居。

  三是努力激发参与感，发挥新就业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新就业群体具有流动性强、触角广、贴近基层的职业特点，在城市运行和社区生活中扮演着“移动触角”和“信息纽带”的重要角色。应进一步畅通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渠道，推动新就业群体与社区的“双向奔赴”。例如，可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向街道、社区“报到”，在日常配送、通勤过程中发挥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优势，参与环境整治、安全巡查、邻里关爱等基层治理事务。再如，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可在日常服务中承担“微治理”职责，及时发现独居老人的生活异常、健康风险等情况，第一时间反馈至社区，成为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的新锐力量。

  新就业群体的平台化劳动及其伴生的治理挑战，还涉及权益保障、算法伦理、社会融入等复杂维度，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既立足自身国情精准施策，也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国际经验与教训，努力在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与保障劳动者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破解全球面临的社会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本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枫桥经验”启示我们，要加强城乡基层精细化管理，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本，关键是要在千头万绪中下好“绣花功夫”，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突出党建引领，不断筑牢基层治理的主心骨。社会转型期往往利益多元、思想活跃，凝聚共识尤为不易。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群团组织、经济组织、公民个体等，面临的问题涉及经济纠纷、家庭矛盾、邻里关系等多方面，亟须坚强有力的核心统筹协调。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能够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动员资源、整合力量。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组织，选优配强社区（村）党组织书记这一“领头雁”；另一方面要完善机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融合机制，搭建党、政、企、社、民协同平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坚持民生为大，实现服务民生与凝聚民心的共生循环。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人心工程。作为民情民意的“晴雨表”和“放大器”，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民心向背：做得好则倍聚人心，做不好则倍失人心。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民忧民怨大多已非单纯的物质短缺问题，更多体现为心理感受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共情”与“有感”，这就需要摒弃“见物不见人”的误区，避免让群众有“获得”却“无感”。要敏锐感知群众的喜怒哀乐、心头冷暖，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紧盯最需要关爱的群体，从群众最满意处着手、最不满意处改进，时刻思考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感觉更安全幸福一些，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抵达群众心坎。

  优化社区功能，激活社区治理“微单元”。社区是人们安排自己生产生活的小环境小生态，既有相对明确的地理边界，又有日常交往的社会活动，可以把宏大的、抽象的社会治理具体地、确定地落到群众身边，让社会治理有感可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治理就是社会治理的根，成千上万相互交织的社区构成了社会治理的根系。加强社区治理，就要从人们最鲜活、最可感的身边事出发，从最具体、最琐碎的工作抓起，着力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真正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将枝枝蔓蔓、牵牵绊绊、磕磕碰碰的“生活现场”变成有方向、有力量、有温度的“治理主场”。同时，要大力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推动人们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对邻里、社区以及社会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从而培育积极、理性、平和的心态。

  注重以文化人，善以文化之力沁润心灵、消弭分歧。文化具有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重要作用，历来被视为一种柔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孔子所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深刻揭示了道德教化对社会秩序的功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等基层单元既是地理共同体和行政共同体，也是交往共同体和心灵共同体；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园，而且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通过构建基层文化空间、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可以发挥文化在基层治理中“黏合剂”的作用，增进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拉近居民间的心理距离，形成“邻里一家亲”的认同感、归属感，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自觉。要挖掘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蕴含其中的修身立世、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等优秀因子，打造当地群众认可的共同文化记忆，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乡规民约、村规家训，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好人好事评选活动，更好地促进乡风文明、社风淳化。

  凝聚和服务新就业群体

  现代化的推进使得人们不断摆脱血缘、地缘等原生纽带的束缚，在地理上可流动，在接触上有自由，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真正形成，并在循环往复、迭代递进中更加丰富和多元。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社会群体往往最先感知时代的脉动，也最容易游离于传统治理体系的边缘，成为社会共同体建设中亟待加固的环节。

  随着科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且还在持续增长的新就业群体。新就业群体之为“新”，就在于他们的劳动更多的是基于互联网平台，而不是具体的劳动组织。相对于组织化就业，平台化就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们的劳动不再像以前那么依赖先期确定、长期稳定的工作条件、工作场所和工作模式，而是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随时收发工作信息、双向选择工作任务、按照约定获取劳动报酬。这种劳动关系是在即时交往、即时交流、即时交易中形成的，导致工作关系更松散、工作地点更分散、工作行踪更飘忽。据统计，截至2025年1月，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各层次，其中包括网约配送员约1200万人、快递员约320万人、网约车司机700余万人、长途货运司机1400余万人。如此大规模且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群体，正深刻拓展着社会治理的边界与内涵。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强度、保障缺失、心理压力等问题频频引发社会热议，也折射出新就业形态背后的政策挑战和治理难题。新就业形态在提升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劳动关系难以认定、权益保障不足、算法控制异化等问题，不仅影响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而且会影响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比如，新就业群体工作弹性大，大多没有固定工作单位，主要依靠线上接单；劳动强度高，常年穿行在路上、工作在“云”端，“四季无休、三餐不定”；流动变化快，平均工作周期不超过2年，经常跨平台、跨行业、跨地域工作和生活，有的还身兼数职、交叉从业。因此，新就业群体期盼安全的职业环境、合理的利益分配、可靠的社会保障和有效的社会融入。

  新就业群体是新兴、新型的“社会面”，也是社会治理必须尽快触达、尽快覆盖的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必须着眼凝聚和服务新就业群体，通过政府、社会、企业的多方发力，不断提升管理的精度、服务的温度，让新就业群体被看见、被认可、被关爱，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情和善意。

  一是切实提高安全感，着力强化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与风险防控。当前，新就业群体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中面临较高交通事故风险、遇到纠纷时缺乏有效维权渠道等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职业安全感。针对新就业群体在参保、流动和待遇领取等环节面临的困难，应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提升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感和预期稳定性，从而降低职业风险和生活风险。针对新就业群体高度关注的平台算法问题，应引导平台企业推动算法人性化，逐步取消以服务时长等为核心的考核标准，转向以服务质量和用户满意度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劳动管理模式。积极引导平台企业承担更多责任，通过缴纳更全面的社会保险、提供职业发展培训、设立困难救助基金等方式，不断提升岗位吸引力和从业稳定性。

  二是真正增强归属感，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领和服务保障。归属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强化归属感是增进内心认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路径。新就业群体中的很多人来自不同的城市或乡村，脱离原有的组织体系和生活环境来到陌生的城市，需要从思想、组织、服务等多方面入手，让他们真切感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比如，依托互联网平台、产业园区、楼宇社区等新就业群体聚集区域，探索设立“流动党支部”“共享党支部”“云上党支部”等新型组织形态，推动党组织由“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新就业群体中的流动党员能够找到组织、信赖组织。比如，发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司机之家”“工会驿站”“青年之家”“妇女之家”等阵地作用，提供必要的歇脚、饮水、阅读等设施，打造新就业群体休息、学习的温馨家园，以“小细节”彰显“大温情”。比如，针对新就业群体由于工作年限较短、收入相对较少而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现实困难，进一步拓宽住房保障范围，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让新就业群体能以较低成本在城市住下来、留下来。总之，就是要通过真心实意的引导和服务，让广大的新就业群体心有所归、情有所系、身有所居。

  三是努力激发参与感，发挥新就业群体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新就业群体具有流动性强、触角广、贴近基层的职业特点，在城市运行和社区生活中扮演着“移动触角”和“信息纽带”的重要角色。应进一步畅通其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渠道，推动新就业群体与社区的“双向奔赴”。例如，可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向街道、社区“报到”，在日常配送、通勤过程中发挥走街串巷、人熟地熟的优势，参与环境整治、安全巡查、邻里关爱等基层治理事务。再如，在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新就业群体可在日常服务中承担“微治理”职责，及时发现独居老人的生活异常、健康风险等情况，第一时间反馈至社区，成为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和健康福祉的新锐力量。

  新就业群体的平台化劳动及其伴生的治理挑战，还涉及权益保障、算法伦理、社会融入等复杂维度，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既立足自身国情精准施策，也始终以开放姿态吸取国际经验与教训，努力在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与保障劳动者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破解全球面临的社会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本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基层既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源头”，同时也是疏导各种矛盾的“茬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枫桥经验”启示我们，要加强城乡基层精细化管理，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基层治理这个根本，关键是要在千头万绪中下好“绣花功夫”，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突出党建引领，不断筑牢基层治理的主心骨。社会转型期往往利益多元、思想活跃，凝聚共识尤为不易。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群团组织、经济组织、公民个体等，面临的问题涉及经济纠纷、家庭矛盾、邻里关系等多方面，亟须坚强有力的核心统筹协调。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其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能够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动员资源、整合力量。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持续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组织，选优配强社区（村）党组织书记这一“领头雁”；另一方面要完善机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融合机制，搭建党、政、企、社、民协同平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坚持民生为大，实现服务民生与凝聚民心的共生循环。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人心工程。作为民情民意的“晴雨表”和“放大器”，基层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民心向背：做得好则倍聚人心，做不好则倍失人心。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民忧民怨大多已非单纯的物质短缺问题，更多体现为心理感受问题。“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共情”与“有感”，这就需要摒弃“见物不见人”的误区，避免让群众有“获得”却“无感”。要敏锐感知群众的喜怒哀乐、心头冷暖，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紧盯最需要关爱的群体，从群众最满意处着手、最不满意处改进，时刻思考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感觉更安全幸福一些，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抵达群众心坎。

  优化社区功能，激活社区治理“微单元”。社区是人们安排自己生产生活的小环境小生态，既有相对明确的地理边界，又有日常交往的社会活动，可以把宏大的、抽象的社会治理具体地、确定地落到群众身边，让社会治理有感可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治理就是社会治理的根，成千上万相互交织的社区构成了社会治理的根系。加强社区治理，就要从人们最鲜活、最可感的身边事出发，从最具体、最琐碎的工作抓起，着力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真正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将枝枝蔓蔓、牵牵绊绊、磕磕碰碰的“生活现场”变成有方向、有力量、有温度的“治理主场”。同时，要大力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和责任感，推动人们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对邻里、社区以及社会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从而培育积极、理性、平和的心态。

  注重以文化人，善以文化之力沁润心灵、消弭分歧。文化具有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重要作用，历来被视为一种柔性的社会治理方式。孔子所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深刻揭示了道德教化对社会秩序的功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等基层单元既是地理共同体和行政共同体，也是交往共同体和心灵共同体；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家园，而且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通过构建基层文化空间、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可以发挥文化在基层治理中“黏合剂”的作用，增进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拉近居民间的心理距离，形成“邻里一家亲”的认同感、归属感，化外在规范为内在自觉。要挖掘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蕴含其中的修身立世、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等优秀因子，打造当地群众认可的共同文化记忆，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新乡规民约、村规家训，开展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好人好事评选活动，更好地促进乡风文明、社风淳化。

  社会治理的思路之变

  任何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内生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社会群体结构进一步分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交往方式深刻改变，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深刻变化，曾经相对单一、相对固定的社会，已然演变为高度流动、复杂精密的巨型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我们党将社会治理现代化摆在了治国理政前所未有的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随后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性转变。

  “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一字之差，却蕴含着理念、主体、方式、路径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其核心要义在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的转变彰显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更加注重系统思维。改革开放前，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利益没有那么复杂，社会矛盾也较为简单。当时，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进行“大包大揽”式的社会管理，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在特定时期是高效的。然而，改革开放深刻重塑了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日趋多样复杂。在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下，任何一个社会问题背后都牵动着不同群体的复杂利益，任何一个治理决策都可能在不同领域引发连锁反应，往往牵一隅而动全局。如果再用过去那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来应对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那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治理窘境。治理模式从过去的“一元”转向“多元”，治理思维从“管好个体”转向“调和系统”，这正是社会结构变迁对治理能力提出的必然要求。因此，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注重全面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格局，综合运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等多种手段，贯通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修复的全周期链条，以寻求资源配置与治理效能的最优解。比如，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和基层治理难题，北京市推出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响应机制，正是这种系统思维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更加注重以人民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驱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但一度出现的“GDP至上”倾向，偏离了发展的终极目的。社会治理理念的根本性跃升，在于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旗帜鲜明地宣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立场与宗旨，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在实践中，这一理念不断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与显著成效。比如，坚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头等大事，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发力，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我们的社会经受住各方面风险挑战考验而坚韧向上。

  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向，就是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英国哲学家休谟曾提出，只有当公众形成“共同利益感觉”时，针对这个问题的道德准则才会被普遍自觉地遵守。当人民群众在共建中体会到主人翁感、在共治中体会到责任感、在共享中体会到获得感时，一个稳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才能真正凝聚起来。近年来，“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小院议事厅”“坝坝会”等基层治理形式的不断涌现，都是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体现。

  ——更加注重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如何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不是中国社会的独有问题，而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对的普遍问题。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会极大激发社会活力，引发人们社会参与的爆炸式增长。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吸纳和组织这种“秩序”的能力跟不上社会动员的速度，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冲突。因此，有学者将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描绘成一场“赛跑”，秩序的供给必须跑过活力的需求，否则社会就会“翻车”。我国的社会管理和治理，也在不断寻求活力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点。新中国成立后，为快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满足经济和社会建设需要，我们通过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等将社会高效组织起来，但也影响了社会的流动和活力。改革开放后，社会活力被极大释放，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如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维护好社会秩序的问题随之凸显。

  然而有一段时间，人们对活力与秩序、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张力和辩证关系缺乏清晰认识，以为一些矛盾和问题仅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低、老百姓收入少造成的，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为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认识到“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全面看待社会稳定形势，准确把握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在新的治理理念指引下，我们推出一大批力度空前、影响深远的改革举措，破除阻碍社会因子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通过法治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更加注重社会心态的引导与培育。人的行为总是受动机牵引，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重要基础。费孝通先生晚年时提出，当今世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建立新的秩序，这个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够保障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需要一个所有人都能够“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社会心态是个人的心理经过互动、汇聚、积淀而形成的一种集体心理，蕴含着强大的集体行动潜能。这样一种心理，平时“同而不约”，在空间上、节奏上和人群上表现较为分散，因此不动声色、难以觉察。但是，一有风吹草动，往往“不约而同”、集中爆发，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亢奋的行动呼应，如果预警不足、疏导不力，极易引发严重社会事件。

  理解当下的社会心态，就需要理解“压缩性现代化”这个关键。它的本质，是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进行了一次“压缩叠加”。西方社会用数百年时间，依次应对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冲击，每一代人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去适应一种变化。而在我们国家，则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同时面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甚至智能社会的多重转型。这意味着，许多人的内心既要承受离开乡土的失落，又要承担市场竞争的焦虑，还要面对数字时代的迷茫，可能会出现对过去充满失落感、对当前缺乏获得感、对未来充满无力感等心理感受。引导和培育社会心态，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关系社会活力与秩序的硬核议题。因此，在新时代社会治理实践中，我们注重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主动引导社会认知和预期，着力平抑相对剥夺感、焦虑、恐慌等不良社会情绪，努力消弭社会戾气，积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心理根基。

  现代化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亨廷顿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的过程却易滋生动乱。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很难两全，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所有的好事情都会一起到来”。从现象上看，这一“悖论”确也反映了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两难。确实，并不是只要发展了，自然就会有秩序。相反，发展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即发展需要秩序，但也会打破秩序，而打破秩序，搞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反过来又制约发展。纵观各国治理实践，如果社会治理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整个社会也可能陷入动荡。中国改革开放40余载，其非凡之处在于实现了发展与稳定的动态平衡，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都极为罕见。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向纵深推进，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新的社会群体、新的利益诉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技术手段不断产生，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如何与时俱进、持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充满活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我国社会群体的深刻变化

  我们常说人以群分，社会也是如此。依据职业、收入、年龄甚至兴趣爱好等，可以将人们划分成不同群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及演化就形成了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图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强力催化下，中国社会群体正经历深度裂变与重组，群体分化更细，关系网络更繁复。精准把握这一嬗变与当前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总体状况，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说，有以下6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劳动关系快速多样化，新就业群体蓬勃生长。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形成的职业结构和劳动关系，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长期保持“两阶级一阶层”，即基本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三大群体构成的总体格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一格局被逐步突破，形成了更多元、更多层的社会群体格局。其一，城乡边界日益弱化，农民身份逐渐模糊，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比例快速下降，大量农村人口通过迁移、就业、创业等方式进入城市，形成庞大的“新市民”群体，具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职业的进城务工人员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工人队伍构成趋于多元化，传统制造业工人不再是唯一主体，服务业从业者、依托平台经济的新型劳动者等多元主体加入工人队伍。其三，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同时也显著降低了经营门槛，促进了个体经营者和新就业群体数量激增。其四，伴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不断增加。这部分群体主要由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及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组成，集中分布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中，已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是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老龄群体占比节节攀高。人口结构是影响社会群体结构的基本变量，是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增长贡献了巨大的“人口红利”。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生育率总体持续走低，2022年起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通道。在低生育水平与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下，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加速。截至2024年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3.1亿，占总人口的22%，京沪等大城市的户籍老龄人口占比更是突破30%。这带来了人力资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社会赡养负担加重、养老服务需求激增以及代际关系重构等一系列深层挑战。

  三是收入结构日益呈现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重要的“稳定器”。新时代以来，通过新增就业机会、加大扶贫力度、优化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等综合施策，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规模实现历史性跨越，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基础尚不厚实，抗风险能力较弱，在快速变动的社会环境中更容易产生焦虑与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他们具备较强的市场参与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舆论引导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是居住格局加速城镇化，城市居民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78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城镇常住人口约1.7亿；至2024年年末，城镇化率跃升至67%，城镇常住人口达9.4亿，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市民群体。城市数量从193个增至694个，其中城区常住人口超1000万的超大城市达10个，500万至1000万的特大城市12个。迅速发展的城镇化在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乡土中国”进入“城市中国”，也带来了城市病加剧，以及农村人口和人才流失、部分乡村“空心化”等一系列治理难题。

  五是生活场景加速数字化，网民群体高度活跃。中国互联网经过短短30多年的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当今中国社会，广泛覆盖从青少年到老年、从城市到乡村的各类人群，深刻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观念。截至2025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9.7%，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人均每周上网时长30.6小时。微信、短视频、电商、直播带货等新的媒体形态和生产生活形态不断涌现，在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也伴生着网络失序、信息滥用、舆论极化等一系列治理难题。网络空间已成为与现实深度交织的社会场景，冲击传统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关系社会治理成败的关键阵地。

  六是社会交往高度整体化，叠加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更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前述5个方面从静态的、要素的角度剖析了社会群体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方式。改革开放前，社会体系呈现“蜂窝状”的封闭结构，群体间流动性低、联结较弱。改革开放打破了地域与组织的界限，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如今，人与人的联结空前紧密，结构高度复杂，整体性、联动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人际关系却趋于浅表化、碎片化，人与人总是“萍水相逢”却又“唇齿相依”、“息息相关”却难以“心心相印”。同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很容易被算法推荐包围，久而久之就会陷入“信息茧房”，加剧观点同质化和认知隔阂。当碎片化的信息和同质化的观点在“回音室”里不断强化，加之社会矛盾触点多、燃点低、爆点多，很容易发生链式反应，形成系统性风险。